初唐四杰的历史地位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扭转了唐朝以前萎靡浮华的宫廷诗歌风气,使诗歌题材从亭台楼阁、风花雪月的狭小邻域扩展到江河山川、边塞江漠的辽阔空间，赋予诗以新的生命力。
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杰出人物。
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
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初唐四杰对唐诗的贡献
初唐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到新旧交替的关键时期，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正天下崇尚，风靡一时，统治着初唐的诗坛。
然而，初唐经济迅速发展，势必要求上层建筑——精神文化与之相适应，但是初唐诗坛落后的局面显然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这就提出了诗歌必须改革的时代任务，给初唐诗人提出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即与“上官体”为代表的浮艳诗风展开斗争，树立清新健康的新诗风。
“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正完成着这样艰巨的任务，对唐代诗歌的繁荣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其改革创新期间，无论是诗歌的题材内容还是诗风，或是艺术风格，四杰都呈现出崭新的唐诗发展风貌，为初唐诗歌注入了新鲜活跃的血液。
“初唐四杰”的诗歌摆脱了庸俗无聊的思想，转向了现实生活，注重内心真实情感的抒发，结束了前代靡丽的艳丽诗风，使下一时期的许多诗人在他们奠定的诗歌基础上，沿着崭新的创作研究方向前进，把充实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进一步结合起来，形成盛唐时代诗歌的高潮。
贞观诗坛虽然有理论和创作的改良，但诗歌创作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艺术上那种尚典丽、重骈偶的风习一直是主要的美学趋势。
随着宫廷诗人对音律对偶的刻意讲求，“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的表现形式正适合宫廷风尚，面对诗坛长期以来这种浮靡风尚，四杰深感不满，他们富于激情，追求昂扬阔大刚健有力的新的美学理想。
“初唐四杰”的诗风格各异，如同陆时雍在《诗境总论》中所概括的：“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临清藻，宾王坦易”，但与齐梁以来的宫廷艳情诗相比，他们表现出相同的特征，即诗风开始转向刚健清新。
在他们的诗歌中，对现实社会的某些黑暗现象，表现了抑郁不平的愤慨，这在齐梁以来的宫体诗中是很难找到的。唐诗的风骨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展，“四杰”在这个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就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而扬弃了建安风骨中感慨悲凉的成分。从“四杰”开始，经陈子昂，风骨美就成为盛唐诗人努力追求的艺术目标。
其实，“初唐四杰”对在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上对雄壮刚健诗风的追求，是时代所需的产物，社会发展的需要已经超越了靡丽的艳诗，需要内心深处阳刚之气的抒写，积郁内心想法的一吐为快，抒写昂扬向上的蓬勃之气，追求个人的解放，个人性灵的抒写，完成了对上官体的反驳，开创了一代清新向上的新诗风，恢复“风骨”的本来面目。
唐代诗人继承了建安风骨直抒胸臆的优点，摒弃了其诗歌凄凉悲怆的感情，代之以积极乐观的情怀，铸造了唐诗独特的“风骨美”。陈子昂《修竹篇序》曾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十六字来具体阐述风骨美的内涵，实质就是要求诗歌有高尚充沛的思想感情，有刚健充实的现实内容。
而这种思想感情和现实内容与他改革社会的人生理想密切联系在一起。四杰的美学追求，无论与建安诗人相比还是与陈子昂相比，在主体精神上是完全一脉相通的。可见，在同“上官体”的斗争中，四杰已将唐初史家蕴含着唐诗风骨论萌芽因素的“气质”“贞刚”说发展为以“刚健”“雄壮”“宏博”为内涵的“骨气”说，从而形成了唐诗的风骨论，指出了唐诗新的方向和道路。
王勃想改变“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诗风，在创作实践中大胆而自觉地进行了创新，使诗歌体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时代气息，即便是写离愁别绪，也别具一番风格。比如《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抒写着一种别样的离别，透露着昂扬之气，体现其雄健刚劲的一面。
杨炯的诗歌也正是从各个方面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有的写离情别绪，有的反映边塞生活，有的描绘山川风光，有的抒发个人抱负。从总的倾向上说，他的诗歌是继承了抒情言志、反映现实的进步传统的。
如卢照邻《行路难》：以渭桥边的枯木发端，述说世事艰辛，蕴含了强烈的兴亡之感。其笔触显然从狭隘的宫廷转向了广袤的社会，其情怀也从个人生活转向了对沧海桑田的感慨，跨越古今，思索历史，探索人生，将世事无常和人生有限的悲哀，抒写的淋漓尽致。
与这首诗歌行相比，骆宾王《上吏部侍郎帝京篇》的境界更开阔，气势更宏博，影响也更大。诗歌从当年帝京长安的壮观与豪华写起，首叙长安城形势之恢宏，宫阙之壮伟，在对历史与人生的思索中，不仅强化了诗歌抒情厚度，也强化了诗歌的思想力度，形成了“上官体”所无法企及的“宏博”之势。
这种愤愤不平，使诗歌在内在气势上更加激越昂扬，宫廷诗人以应制奉和和颂美为主的创作倾向，至此完全转向了个人真性灵的描摹。
初唐四杰在诗歌创作上对雄壮刚健的诗风的追求，丰富了“风骨”的内涵，为盛唐诗歌及以后诗歌的发展做出了理论导向，使其沿着健康的诗风发展。
初唐四杰竞风流
唐朝初期，统治者总结并吸取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经济很快取得了发展，社会呈现出一派“佳气郁葱葱”的兴旺景象。然而在诗歌创作上却未能迅速跟上初唐政治、经济的发展，仍然承袭着齐梁浮艳绮靡的诗风。
此时诗坛上逐渐崛起了一批锐意变革的新进诗人，他们的出现，使诗歌创作获得了转机。他们就是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均年少志大，但才高位卑，除杨炯官至县令外，其余都仕途蹭蹬。他们的经历都很坎坷，有的坐过牢，有的从过军，这种人生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性格和文学创作。
首先，四杰的诗歌内容开始由宫廷艳情转向现实生活，拓宽了诗歌的视野，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其中，写边塞生活的尤为引人瞩目。
唐初国力强盛，疆土不断扩大，知识分子多有投笔从戎、建树军功的雄心壮志，不少慷慨激昂、写出塞从军的诗篇，正反映了这一思想情绪。
例如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骆宾王的“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霍勋。还应雪汉耻，持此报明君”（《宿温城望军营》）。这些豪壮的诗句，洋溢着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没有一点伤感的情绪，这种思想情绪是在唐以前的同类诗作中很难见到的。
初唐四杰冲破了传统的束缚，开始用热烈、豪放的笔调来写边塞诗，表现了乐观、开朗的精神面貌，这类诗是盛唐边塞诗的前驱。
其次，四杰诗歌的风格开始转向刚健清新。四杰的诗虽然各有风格，正如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所概括的：“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
但与齐梁以来的宫体诗相比，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诗风的刚健清新。这种积极进取的健康的思想感情，代替了宫体诗那寄情声色的庸俗无聊的思想倾向。
比如四杰的一些送别诗，写离别不作辛酸语，变凄怆为豪放，完全摆脱了过去送别诗中缠绵的儿女之情。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写得开朗壮阔，表现了不平凡的胸怀抱负，已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
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慷慨激昂，笔力遒劲：“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借燕丹送别荆轲的故事，抒发了自己与友人分手时激越不平的情怀。
此外，四杰虽然继承了宫体诗的艺术技巧，但对此进行了革新，为唐诗新体裁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四杰把正在发展中的律诗写得更加成熟，更趋于定型，初步固定了五律的形式，为沈佺期、宋之问完成五、七律的格式奠定了基础。
例如王勃的《重别薛华》《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有所思》，骆宾王的《秋日送别》《在狱咏蝉》，卢照邻的《元日述怀》等，对仗工稳，音韵谐美，已是完整的五律。除此之外，四杰还发展了七言歌行体。
四杰的七言歌行，一方面注意吸收六朝歌行和小赋中铺陈排比、纵横多变的特点，扩大了诗的篇幅；另一方面还注意向民歌学习。他们的歌行虽然还不能摆脱六朝宫体诗歌绮丽的影响，却不乏通俗自然的诗句。
王勃诗文俱佳，无愧为四杰之首，在扭转齐梁余风、开创唐诗新风上功劳尤大，为后世留下了一些不朽名篇。他的五言律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杰作，久为人们所传诵，千古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至今还常被人们引用。
而王勃最为人所称道、千百年来被传为佳话的，是他在滕王阁即席所赋的《滕王阁序》。《滕王阁序》在唐代已脍炙人口，被认为“当垂不朽”的“天才”之作。《四库全书总目》谓“勃文为四杰之冠”，创作《滕王阁序》的故事，《唐摭言》有详细的记载。
诚然，四杰的诗歌还有“遣词华靡，固沿陈隋之遗”的缺点，但是他们在诗歌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正如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所说的那样：“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是很中肯的评价。
初唐四杰视频：
关于初唐四杰的成就很多人的说法不一，但是其中还是以王勃以及骆宾王两个的成就最大，不过指的是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两人在文学上的成就很难做一个评判，并且四个人对于初唐的文学方面的影响更加的深远。
